我推开车窗向外瞧望时，忽见了一个头戴灰色毡帽身穿浅黄灰色外套脸容苍灰的青年从人丛中走出，向我而来，这就是远群，他很迅捷地跑上车厢门口，伸手向我一握，说：“老朋友，六七年未见了，你好吗？你疲困了吗？”我被他这样一问，心里有点感动，他拿起手巾在他的眼角边轻轻地揩过。

太公（曾祖父）有本自传，在家里放了有10年，今天终于抽了个时间读完。说是自传，想是因为要交给‘上头’审查的缘故，其实是个简历不像简历，材料不像材料的文字。字里行间小心翼翼，欲言又止。一遍看下来，就只有上面这段不能忘怀——连着三个‘灰’字，写的是他十几年前初到巴黎求学的情景，彼情彼景，竟似历历在目。

太公是农村孩子，父亲在南洋做生意挣了些钱，便一路从乡里念书念到县城、省城、法国巴黎。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介绍陶渊明，兼论法国诗人维尼，又及酒与诗人。毕业答辩时先生最后一个问题：“陶渊明真的是耕田诗人，还是士大夫阶级？”答案自传内没写，但太公自己，想必是向往做个田园诗人罢！

那时我家里的日子算很好了。我记得在四五岁时候，三餐叕粥，有芋头时则以芋头佐餐，在蕃薯收获时候则吃蕃薯度日，今则日常有二粥一饭，比较起来，真有天壤的差别了。

但即管陶渊明，也曾‘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日本人来，国民党走，天下哪有一张平静的书桌？

我常常觉得我过去无党无派是很自由的，我向来都没有被人威胁和压迫过，这次的被迫（加入国民党），我好像个处女一出社会就被恶人强奸了。所以我时常在暗地里流着眼泪，我觉得像有一块千斤石板压住着我底纯洁的心！

我只得走那消极反抗的道路，我仍然保持着过去的超政治的态度，‘我教我的书，我行我的路。’去当个‘孤芳自赏’的教授。

看到‘处女’的时候我想笑，转头一想又觉得可悲可叹。但太公，这是往上交的材料啊，写‘超政治’、‘我行我的路’……我只能说，你真的是个实诚人儿。

这么个实诚人，文革一开始就把自己吓坏了。小将们还没到，先自己晚上悄悄地支火盆，把多年的藏书一本本都烧了。一边烧，一边哭，整夜地睡不着。不久就进了医院。

他的孙子，我的父亲回忆说，太公走得很洒脱。他平静地握了大家的手，说：老朋友们，我先走一步啦。便闭上了眼睛。

我父亲还回忆说，他怀疑太公自己悄悄地停了日常服用的高血压药，因为后来，他发现几个药瓶，满满地装着之前几个月领回来的药量。

我的太公，他是个实诚的读书人。